当今世界，美国主导国际事务的能力与意愿不足，新兴国家又无法填补“领导真空”，进入所谓“G零”时代。世界的主要矛盾不再只是围绕美国霸权而展开，而在不同问题与领域有不同的表现。从空间与时间的逻辑看，三对矛盾制约了国际局势未来走向。
一是全球化与地区化矛盾。经济全球化与政治地方化的矛盾，一直制约着全球治理进程，如今又升级为全球化与地区化的矛盾。以欧盟为例，它一直标榜是热衷全球治理的榜样力量。然而，欧盟的政治周期是6个月（轮值主席国任期），这与全球治理的政治周期极为不匹配，使得欧盟无法适应瞬息万变的国际社会。作为地区一体化程度最高的欧洲地区尚且如此，其他地区更难以在全球化与地区化间权衡。以世贸多哈回合谈判停滞不前、气候变化峰会无果而终为标志，全球多边主义步履艰难。连最具多边主义基因的欧盟，也威胁单方面征收航空碳排放税；最具单边主义原始冲动的美国，也高举跨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协定旗帜高调“重返亚洲”。种种情形表明，国际社会单边主义与多边主义的矛盾，已让位于全球化与地区化的矛盾。
二是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矛盾。维护生活方式和提升生活质量的需要，依然是美国对外扩张的主要动力和欧洲创新的主要源泉。然而，新兴国家借助比较优势、后发优势，在生产方式上追赶发达国家，却对后者的生活方式说“不”，其结果是生产方式全球化与生活方式地区化矛盾日益尖锐。发达国家在生活方式方面从进攻转向防御，通过高举气候变化大旗，改变国际游戏规则。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便集中上演了发达国家保卫生活方式、发展中国家保卫生产方式的大戏。发达国家指责发展中国家的生产方式不可持续，而发展中国家指责发达国家的生活方式不可持续。常言道，由奢入俭难。由于生产力不足以支撑其奢侈的生活方式，发达经济体普遍为债务危机所累。美国政府的债务更直逼14.29万亿美元的上限，不得不通过美元贬值予以舒缓，向其他国家输出通胀。高估的欧元背后是高估的欧洲生活质量。美欧在维护生活方式方面仍然具有共同利益，与新兴国家的矛盾将成为国际斗争的焦点。
三是政治负外部性矛盾。“负外部性”是经济学术语，指一个人的行为或企业的行为影响了其他人或企业，使之支付了额外的成本费用，但后者又无法获得相应补偿的现象。在国际社会，“负外部性”本应由国际合作与国际机制来缓解。然而国际社会对主权的维护远不及国内对产权的保护，致使发达国家以“保护的责任”、“责任主权”为借口对利比亚等“失败国家”动武，而让国际社会承担其战争后果。更普遍的现象发生在“全球公域”，如外太空、公海、网络。霸权国家以维护“全球公域”安全为由，强迫其他国家接受其战略意志与价值观。最新的例子是美国公布《网络空间国际战略》，为所谓“捍卫互联网自由”建章立制。国际社会为美国霸权的负外部性所困扰的一个典型的例子是，美国长期以来以国内法（《与台湾关系法》）为由不断售台武器，助长了亚太地区的军备竞赛。
上述三大矛盾，加剧了当今时代国际社会的不确定性，对我外交战略构成越来越大的挑战。为此，我宜有清醒认识，需妥善应对。应对全球化与地区化矛盾，要求我们积极塑造“世界之中国”、“亚洲之中国”、“中国之中国”三位一体的多元动态身份，在扩大内需、地区一体化、经济全球化诸方面协调发展、合理平衡。实现国内政治周期与世界发展周期的共振，是大战略成功制订和实施的关键。
应对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矛盾，要求我们对美国化的生活方式有清醒的认识，妥善平衡我生产方式的世界大国身份与生活方式的发展中国家身份，推动生产方式、生活方式的智能发展、包容性发展与可持续发展。
应对政治负外部性矛盾，要求我们对外妥善应对、勇于揭露西方政治的负外部性，增强我道义上的国际感召力；对内统筹好国内与国际、中央与地方、政治与经济两个大局，防止地方利益、部门利益与集团利益影响国家利益。（同济大学特聘教授、国际与公共事务研究院执行院长 王义桅）
全球公众传媒摘编：GAN JADE |
